内容提要：
2002年以来产生的经济膨胀，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其中公共投资增长具有加剧经济波动的功能。公共投资对经济波动的放大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公共投资和公共品的过度供给机制存在；公共投资具有的增大的乘数效应；公共品供给形成过程中的“平台”效应。
总投资增长过程中的公共投资部分的扩张是由于消费结构演变导致的结果，而公共投资扩张更多地依赖于政府开支的扩大，消费结构演变过程中对公共品需求的扩大，增大了政府支出对收入增长的乘数效应，由此我们看到因公共品需求增长以及公共投资的扩大产生了对经济增长波动的放大效应。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几次明显的波动，其中也伴随有消费需求增长的波动。
经济的周期波动，既不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现象，也不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范畴，亦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独具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指出，它是“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 。
经济波动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人们希望通过对波动原因的分析，制定相应的反波动措施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投资与消费增长在膨胀型经济波动中的作用
根据我们对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主要总量指标周期波动基本特征的考查，可以确定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特征是，在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基础上的波动，属于典型的膨胀型波动。
1）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对增长趋势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都有一个确定的持续增长的趋势。消费和投资的持续扩张带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消费和投资的扩张是否在同等程度上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统计结果表明，最终消费每增加1亿元可以使GDP增加1.5亿元，而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亿元只能使GDP增加0.6亿元。可以看出，对于长期增长趋势来讲，最终消费的作用远大于固定资产投资。
自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总体上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态势，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以及居民消费品物价指数一直到2002年保持在低迷状态。从2003年开始，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继续保持低迷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逐渐表现出高速增长的势头，因此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从政府方面，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了一个存在通货膨胀危险的态势中，宏观经济政策重点不再是扩大消费、刺激投资，而是要控制投资规模，控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由于宏观经济出现的这些新的变化，在理论界对消费增长的关注相对较少了，宏观政策的制定也更多的集中在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上面，对消费增长的鼓励和刺激让位于对投资增长的限制。投资高速增长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拉动作用掩盖了因消费不足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抑制作用。然而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消费需求的扩张以及消费结构的升级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就整体而言，消费需求不论从占GDP的比重来讲，还是从增长速度而言均出现了疲软的现象，2004年出现的膨胀态势的背后并没有消费高速增长的支撑，从1998年开始出现的消费增长低迷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仅仅在投资扩张方面产生了积极意义，但是在消费需求扩张方面的意义并不明显。
2）投资波动和消费波动对经济波动的贡献。由前面的分析可知，无论是从总量波动还是从增长率波动来看，投资波动和消费波动都与经济波动有一定的关系，但究竟二者在经济波动中的影响程度如何？
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对GDP波动的影响较大，而最终消费的系数为负值，这说明最终消费对减轻GDP的波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有如下结论：（1）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的稳定增长对我国GDP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二者的持续增长是我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固定资产的波动在波动的方向和波动的周期上和GDP具有相似性，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是造成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3）最终消费的波动在波动周期和波动方向上和GDP的相似性较弱，最终消费在熨平我国经济波动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终消费的稳定增长是我国经济在收缩时期没有出现严重经济萧条的主要支撑力量。
关于投资膨胀型波动的解释
上面的分析表明，投资波动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但是对于为什么会产生投资膨胀的解释，目前的分歧较大。
我们的研究强调因消费结构演变过程中，对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需求增长超过对私人物品的需求增长，导致了投资增长的阶段膨胀性特征，这种经济的总体膨胀，可以在消费需求总量保持平稳状态下，因需求结构调整产生对投资增长的拉动实现。这种解释有助于对目前出现的投资膨胀保持一些冷静的认识，不至于因过度关注投资膨胀而采取过激的紧缩政策，从而使宏观经济重新进入因消费需求总量扩张不足导致的经济萎缩。
1、公共品提供过程中的问题：过度的公共品提供
社会的总体资本形成，包括私人投资和社会公共性投资两部分，私人投资是其收益（利率）的函数，而公共投资由政府部门承担。公共投资实现的是公共品的提供，公共品提供所需要的资本投入来源于政府的税收融资，这种税收融资的过程可能带有许多实现财富重新分配的特性，由此我们将看到存在使得公共品提供过度的情况。
1998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长结构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政府公共投资的快速增长，以至于公共投资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增加，我们曾经研究过政府公共性投资增长的某些偏好，结果表明，面向于城市居民而不是农村居民的公共性投入显著增大了，而且越是发达地区这种倾向性越明显。这种现象只不过是上述模型描述的不同区域之间的公共品供给过度表现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异，城市过度扩张的公共品提供，拉动了投资的扩张。
存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公共品供给的差异性，也决定了发生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特定人口迁移的倾向.。公共品分布的地域性特征使得所在区域的居民自动获得公共品带来的收益。因此即使具有相同的可支配收入，公共品供给相对缺乏的农村居民也存在向公共品供给过度的城市迁移的激励，这种人口迁移倾向进一步加剧了对城市公共品投入扩张的压力。
2、消费需求结构的演变及其意义
大量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研究成果表明，私人物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正在逐渐下降，公共品消费或者与公共品提供状态有关的消费项目，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于食品和衣着方面的支出比重下降了，而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等方面的支出比重增大了。在相同年份里，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比较也反映了不同收入状态下消费支出结构的不同，高收入的城市居民用于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等方面支出的比重较大，低收入的农村居民用于食品和衣着方面的支出比重较大。一般来说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等的消费支出与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及公共基础设施状态有关，虽然这种公共品及公共基础设施在分布上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差异，比如偏向布局于城市而不是农村，从而影响到不同地域的居民对相应与公共品提供有关的消费支出，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不同收入水平下的支出结构差异。
总投资增长过程中的公共投资部分的扩张是由于消费结构演变导致的结果，而公共投资扩张更多地依赖于政府开支的扩大，消费结构演变过程中对公共品需求的扩大，增大了政府支出对收入增长的乘数效应，由此我们看到因公共品需求增长以及公共投资的扩大产生了对经济增长波动的放大效应。
3、公共品及准公共品提供过程中的投资扩张“平台”效应
与私人物品不同，公共品消费存在非竞争性特征；同时公共品的提供过程具有不可分割性，公共品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单个消费者享受公共品带来的效用的同时，并不排除其他消费者同时分享这种公共品，由此，公共品供给增长过程中可能出现非连续性增长的“平台”特征。
公共品供给增长的“平台”特征，使得公共品消费扩张产生对经济增长与波动的“熨平”和“放大”两种相反的效应。如果公共品的供给处于相对于需求来说的较低平台上，公共品需求的扩大产生了对GDP增长的放大效应，并且还可能因公共品价格提高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公共品提供处于较高平台上，公共物品消费扩张替代私人物品消费，但却并不引起公共物品的价格上升，也不会产生对公共品投资的刺激，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出现减速或者衰退局面。
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公共投资增长类似于美国，公共品存量处于一个较高的供给平台上，从而它的增长是缓慢的，对GDP波动的放大效应不明显。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相对稳定的公共品供给水平不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导致对公共品的需求显著增长。在此之前，公共品的累积是有限的，因此必然会出现公共品供给的快速增长，高速公路、机场和港口建设、教育以及医疗保健、电力供给以及通讯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品供给显著增加，这种公共投资的快速增长加剧了GDP增长过程中的膨胀性特征。
4、结论
2002年以来产生的经济膨胀，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其中公共投资增长具有加剧经济波动的功能。公共投资对经济波动的放大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公共投资和公共品的过度供给机制存在；公共投资具有的增大的乘数效应；公共品供给形成过程中的“平台”效应。
公共投资的增长虽然在发达国家体现为相对平稳的增长过程，但是在中国却出现了相对较快的增长，原因在于，居民消费增长过程中，相对于私人物品消费需求增长，公共品消费需求有更高的增长率，在公共品存量达到某一平台之前，因公共品供给短缺产生的投资膨胀压力不会消失。此时为控制经济膨胀而限制投资增长的宏观紧缩政策，必然要以限制公共品供给增长为代价，如果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处于公共品消费需求增长较快而私人物品增长缓慢的阶段，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只会维持在相对低迷的状态，1998年以来曾经出现的因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症结仍然存在。
因此，居民在保持总消费需求平稳增长而对公共品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形下，引致的公共投资快速增长产生了对经济波动的放大效应，如果对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的限制过分波及公共投资扩张，虽然会减缓经济膨胀的压力，却可能加剧因消费不足产生经济萎缩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经济学博士、教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山东大学产业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产业经济评论》主编
1〔美〕V.Zarmowitz: “Recent Works on Business Cycl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 Revies of Theories
and Evidence”,Jour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ⅩⅩⅢ(June 1985).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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